王学典的《把中国“中国化”: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认为,整个中国正在朝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发展,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任务是加速向本土化转型,本土化已成为当下学术和意识形态的共同诉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以来,经过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不断探索,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努力已经初见成效。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创造性转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全面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无不标示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的新进展。从话语体系构建的视角来看,上述探索只不过意味着破题立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内涵、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比较、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国经验的理论升华、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等等,一系列涉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构的重大话题亟待展开。

《把中国“中国化”: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王学典;学术

有鉴于此,6月15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支持指导下,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主办的“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专题研讨会在曲阜召开,以期推动相关探讨向纵深发展。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赵树凯、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谢地坤、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朱苏力、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徐勇、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麻国庆、山东大学哲社学院教授何中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姚中秋、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陈金钊等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应邀参会。

王学典的《把中国“中国化”: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认为,整个中国正在朝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发展,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任务是加速向本土化转型,本土化已成为当下学术和意识形态的共同诉求。

研讨会以“领会‘5.17讲话’精神,构建一流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为主题,就“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如何建构中国的思想体系”“从中国经验发现中国理论”“从中国政治传统看当下制度建构”“重新定义中国政治”“三合一体制”与“广义政府”“儒家人文与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本土化与世界化之间如何平衡”等多方面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尤其是从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法学等多学科角度,在对中国社会哲学科学研究现状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对如何立足中国实践发现新理论、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与阐发。

澳门新葡亰手机娱乐网址,中国国家治理是一门大学问,要下功夫打造好自己的“玉”

当下中国社会哲学科学研究呈现出怎样的样态?正如郑永年在书面演讲中所言,不管是对于中国文明的历程,还是对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我们都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自己的社会科学观和思想体系,只能用西方的知识体系、思想体系来解释中国,因此我们总是讲不好中国故事,甚至造成很多误解,某种程度上与我们讲中国故事的方式有关。西方言说与研究的力量强大,是因为它背后有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言说与研究只是一个表达方式,没有背后强大的思想和知识体系,言说就失去了支撑。西方的东西无论什么主义,运用之来解释中国,很大程度上就不是在解释而是在曲解中国。所以,未来应该在不排斥西方话语体系的前提下,建构起我们自己的思想体系、知识体系和文化体系,以支撑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在中国文化传统与制度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经济制度模式、政治制度模式,以及建立一个框架来解释中国非常有必要。他更依托中国自身传统,抽象出经济领域“三个市场”或者“三层资本”说、政治领域“以党领政”与“三合一体制”说。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既是一种发出中国声音的话语自觉,更是一种表达中国智慧的思想自觉,同时也是为思想创造打造本土平台的制度自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强烈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地域性,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就是要立足国情、面向世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体系,不断提升思想原创、知识原创能力,这对于破除西方制度迷信,打破西化思维定势,防范抵制文化霸权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学术的“本土化”如何实现人们所期盼的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变?何中华认为,中国今天的学术“本土化”诉求,是在东西方文化不对等的非常态情况下提出来的,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的大格局下的总体趋势,就是“去本土化”,以“全盘西化”思潮最为典型,然而文化传统因子已先行决定了中国人不可能在绝对意义上像西方人一样研究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国故事、中国现象、中国事实,要从被叙述、被格式化的消极角色,转向自叙述的积极角色,目前这个转变的历史时机正在成熟,社会发展要求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要跟得上,中国要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要基于本土经验,生产地方知识,同时又能够对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以现代性为核心特征的西方学术话语体系是源于西方文化、为西方社会发展代言的话语体系,无论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还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论”色彩。按照他们的逻辑,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发展所需要的土壤不复存在,在世界多种文化格局中暂时处于弱势的文化和文明,只能被动接受被淘汰的命运。当代中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强化人文学术的本土意识,立足于本土资源,充分发挥文化在理解社会和改造社会中的作用,特别要积极探索中国发展奇迹后面的文化基因,深刻挖掘中国道路蕴含的文化底蕴。王学典认为,社会科学的生命力和出路就是把中国经验理论化,将之上升为一般的理论原则。中国国家治理是一门大学问。中国的治理实践经历了复杂的历史演进过程,已经远远超出了西方的理论预设和道路预设。中国经验里面不仅包含着解决中国问题的智慧和方法,也蕴含着人类发展的终极性思考。我们既要善于借用“他山之石”,又要下功夫打造好自己的“玉”。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权的形成,有赖于建构性概念的创造。徐勇认为,思想领域存在定义权的问题,谁先做这个事情就有对这一类事物进行定义,进行定义以后有一套知识体系能够传播、学习和运用,这就是概念化。概念形成以后接受者越多,就会形成话语权,也就是话语产生的征服力。这个征服力就会让人们的思维格式化、模式化。在社科领域对概念的定义权非常重要,谁有定义权,谁就会占主导地位。我们国家恰恰缺的就是定义权,西方的先占原则使它建立起来对事物的认识、定义,特别是在十七八世纪运用“主义”这两个字把大量的事物简化了。中国社会科学之所以很难走下去,是因为没有一套自身的逻辑体系。没有明确的定义就无法传播,无法传播就不能形成话语的征服力。社会科学要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重新获得定义权非常重要。现在随着经济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很多社会事实现象是原有的概念无法概括的。问题是,人们受到既定知识体系的限制,不愿意从事实出发去创造新的概念,或者发现了大量的新的事实现象却不能创造新的概念加以概括,无法生产出自己的话语权。中国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要从丰富复杂的中国社会现象中发现新的事实,并加以提炼、总结,建构概念,获得对事实的定义。

人文社会科学界应尽快进入一个大规模综合的新阶段、一个大规模理论化的时代

如何立足中国实践发现新的理论?姚洋谈了三点看法:第一,我们要诚实地反映中国发生的事情,认真总结做对的地方,不要粉饰做错的地方;第二,我们不能跟着西方走,西方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第三,我们不能自说自话,要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我们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能做的,在最低的层次上是把中国的故事给讲好,然后是怎么在国际舞台上把我们的声音传递出去,后者是我们面临的挑战,这就需要一个比较自由的、宽松的学术环境。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革命的、批判的、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既是理论体系的创新,也是话语体系的创新,是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当代中国正处在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之中,对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需求更加迫切。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包含着思想、制度、行为、科技等多个方面的现代化变革进程。这就要求人文社会科学必须直面文化的冲突与共生问题,在融汇古今、融通中西的基础上,从“西方中心主义”中摆脱出来,扎根中国大地,回应重大现实问题。王学典主张人文社会科学界应尽快进入一个大规模综合的新阶段、一个大规模理论化的时代,特别是要对中国、对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作出体系性的大判断、大概括,提供富有解释力的大概念、大框架,从而锻造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笔者认为,王学典的呼唤正当其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努力形成自成一家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形成反映当代中国气象、引领世界学术发展的中国学派,不但要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从生动的社会实践中汲取智慧,处理好古和今、中和西的关系,创造向世界解释中国、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原创性理论成果,在全球治理格局中展现中国智慧,在世界知识体系中显示中国的思想力量,为人类探索新文明新道路提供中国方案。

在讨论中,“问题意识”成为与会专家学者共同关注的关键词。谢地坤针对哲学研究提出,应当以问题为主导,以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带来学科的新的建构;要以深远的历史视野和宽广的世界眼光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这样我们解决问题的道路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赵树凯从智库建设的角度,提出高校的政策研究注重追踪相关文件,因其角度和理论都比较宏大,故所提建议往往较为空泛,在这方面应学习国外学界的研究方法,重视政策运作机制的揭示和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从现实与经验研究里出理论,出逻辑。萧功秦认为,我们要建立中国自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体系,一定要有中国的问题意识,并且把这个问题意识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提升为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应当超越意识形态,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跳出西方主义的话语霸权。朱苏力认为,关注中国现代现实生活,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是中国学者可能做出独特学术理论贡献的必由之路。

把中国“中国化”既是一种思想创造,也是一种文化深耕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科体系需要从中国的历史传统中汲取营养。姚洋提出,回归传统不等于是把传统原封不动地搬过来,我们应当用现代化的儒家思想来回应西方的挑战。朱苏力认为,试图从中国传统中寻找现代性因素的作法,实际上还是以西方的理论为标准。这种寻找中国所谓“萌芽”的做法,仍然是缺乏学术自信与经验自信的表现。麻国庆提出,强调社会责任感是中国学者群体的共同特性,这一点是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国传统中格物和致用并存的文化习惯,一直到今天仍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姚中秋认为,儒家本身就有一套完整的人文与社会科学体系,等待着我们去激活。通过儒学的社会科学化,可以让儒学全面地回应当代这个社会的问题。发展儒家的人文与社会科学体系,应用西方之术,弘大“中国之道”,构造新的“中国之器”。史云贵认为,我们要打造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话语体系,必须要从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找萌芽,找渊源,不然的话中国特色就离开了自己的传统,按照西方的标准,我们就打造不出来。谢地坤强调,我们既要有自己民族的东西,同时也要超越民族性眼界,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统一起来,以世界性的眼光来构建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学术乃治国之术,也是话语之术。马克思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在哲学语言里,思想作为言语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人文社会科学关系到国家学术的话语权和号召力,必须关注大事件、大问题,做大学问,出大动静,因为人文学科存在的根本理由是为人的全面发展获取知识启迪,唯有从书斋走向社会实践,主动拥抱自主叙事、宏大叙事,才能够不断提升和扩大影响力,更加有力地回应现实、参与现实。

《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在会议总结环节发表感言。他提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命题的提出,基于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就是本土化与西方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失衡。如何平衡、兼顾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成为20世纪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大命题。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命题的提出,正是希望能在传统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之间走出一条平衡之路,找到一个平衡点。是继续在西化的道路上搞所谓的学科建设,还是基于本土经验进行学科转型?如何回答这一严峻问题,关乎下一阶段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构的方向和目标。

儒学研究是中国研究的基本学问。儒学强调“有诸己而后求诸人。”这是一种内在的主体性。中华文明是具有历史连续性的文明,中国是具有数千年发展历史与文化传统的文明型国家,中国历史是一部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蓄了强大的文化力量。中华文明的进步本质和超越性是不言而喻的。林毅夫说:“如果以‘仁’为核心的价值消失了,我们就会像今天的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罗马文明一样,即使有一个经济实体在相同的土地,但是已具有不同的文化了。”思想学术的中国化说到底就是运用中国的思维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美籍学者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指出:“二战期间,中共提出了一个公式:改造西方文化以适应中国的形式,即以‘民族的形式’在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引进社会主义的文化,以适应中国的模式,保留其精髓。”伯特兰·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说:“如果中国的改革者在国力足以自卫时,放弃征服异族,用全副精力投入科学和艺术,开创一种比现在更好的经济制度,那么,中国对世界可谓是尽了最恰当的义务,并且在我们这样一个令人失望的时代里,给人类一个全新的希望。”王学典在讨论史学研究的出路时,提出“重返历史本体”的主张,指出:“史学界必须尽早就若干攸关中国历史全局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这就要求中国的史学界尽快返回到宏观问题研究上来,返回到‘历史理论’、‘历史观’特别是‘中国史观’的探讨上来。”

王学典还提出,我们目前遭遇的最大问题,是西方的模型难以解释中国的社会,也难以解释既有成就。当着经验与模型发生碰撞之时,修正模型还是放弃经验,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大的选择。当前,人文高等教育的总体趋势是继续推进学科建设,但对学科转型本身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没有把人文学术主要的生产力集中于对中国经验的讨论。这是在较长时间之内制约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再者,我们还面临着材料过剩和理论贫困之间的尖锐矛盾。以改革开放为界,前30年是教条主义笼罩学界,后30年直到现在是经验主义笼罩学界。改革开放30多年积累的经验、案例、数据、事实已经足够多了,但是我们事实上并没有从足够的案例当中提炼出能够反映经验本身的概念。这两个矛盾不解决,我们与西方学术界的关系,只能是学徒小工和学术老板的关系。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地尊重中国经验、中国事实、中国材料、中国案例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这应是学界最大的一个追求。

把中国“中国化”既是一种思想创造,也是一种文化深耕,是思想资源、平台空间、路径选择上的全面“中国化”。我们期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追随新时代新征程,踏上新起点,推出一批新时代标志性成果和标志性人物,为中国人文学术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和新的生长点,为新时代语境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创见的思路,为进一步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会聚一堂,共同讨论“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科体系”的话题,恐怕是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近年来不可多见的人文学术盛事,显示出这一命题已成为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同时,不同学科维度的思考和面对面碰撞,对各个学科的本土化建构,都将产生非常重要的启迪与促动作用。事实上,近20年来,之于哲学社会科学中国范式的构建,学界已经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因此,“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科体系”不仅是时代的要求,也早已是学界的自觉诉求。但是,材料过剩与理论贫困的矛盾,迄今仍未见实质性改观,仍然严重制约着学术事业的发展。告别西方中心论之后的中国学术,将面临更为艰苦的探索和尝试,寻求能够更好地揭示历史、勾勒现实的概念,以建设富有本土特色的话语体系。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特聘教授)

(注:《把中国“中国化”: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 王学典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姓名:丁国强 工作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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