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手机娱乐网址 1周作人傅斯年
作为大文豪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对中国文化思想方面、保护北大校产、掩护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等都有着贡献,然而却也被人认为是汉奸文人。
周作人是叛徒吗
1945年12月,抗战结束后在北平以汉奸罪名被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逮捕,并押解南京受审,监禁于老虎桥监狱,周作人的朋友和学生纷纷为他开脱求情,俞平伯还给在美国办外交的胡适写了封长信,请求胡适为周作人说情。
1946年11月6日,高等法院判处他14年有期徒刑,1947年12月9日改判10年有期徒刑。
洪炎秋《我所认识的周作人》(1967年7月发表)一文写到“理学院仍设景山东街前北京大学理学院原址,文学院因为沙滩红楼被日本宪兵队所占据,乃在马神庙北大图书馆边新盖三层大楼一座供用;这两个学院在沦陷期间,不但丝毫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多少增加了一些设备,所以周作人胜利后在法案受审时,供称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当汉奸,是蒋梦麟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这桩事有蒋前任校长去函法院证实,而新任校长胡适之也替他证明有保全北大的图书和设备之功,所以法院宽大为怀,只判了他十年的有期
徒刑。” 周作人傅斯年为什么交恶澳门新葡亰手机娱乐网址,
周、傅二人之交恶,起因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教育复员及接收伪北大的风波。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大师生分批南迁,与清华、南开合并为西南联大。与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相对的,是日伪扶植的“伪北大”。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后,伪北大成为周作人最后的避风港。7月底周氏本已送还了伪北大的聘书,8月20日又同意就任文学院国文系主任一职。据邓云乡回忆,其时重庆接收人员尚未北上,伪北大在8月末照常注册开学,周作人为文学院开的课是“佛典文学”。9月13日周作人日记称“上午九时往文院,十时上课一小时,收本月款”;9月27日仍“往文院上课”,10月19日“上佛教文学班”。但在邓云乡记忆里,9、10月间周作人虽每日仍坐着白铜饰件的自用洋车到沙滩红楼来,却并未上课,课是由老友许寿裳之子许世瑛代上的。
抗战胜利、北平光复后,曾出任伪职的周作人心境如何?是愧疚悔恨,还是忐忑不安?据留居北平的常风回忆,1945年9月15日《华北日报》头版头条登出国民政府任命的接收平津两地各部门的大员的名单,二人闲谈中,周作人提及《华北日报》上接收大员的名单,说:“兼士是文教部门的接收大员,如果能见到他,我倒想请他派我到日本接收被劫走的文物。”
常风注意到,周氏说这话时“还是和平时一样微笑着,坦然自若”,仿佛“目前发生的重大事件对他竟然毫无关系似的”。
周作人的这种镇静,或者说天真的乐观,未必是人前的伪装。抗战时期与周作人关系密切的上海文人周黎庵,对1945年8、9月间的周作人日记很感兴趣。因为8月中旬正是日本向作战盟国无条件投降之时,而9月底又是国民党北平当局进行肃奸大规模逮捕之日,以周作人之明,当然知道难逃此劫。这一个多月以待罪之身,他究竟做了什么?在周黎庵看来,是很有意味的事。据周黎庵所见之《秋鐙琐记》,在那四十多天的自由生活中,周作人还是照常逛琉璃厂旧书铺,照常收购书画古玩,表面上镇静自若,一点不露风雨欲来的恐惧情绪。这也可以与常风的观察相印证。
让周黎庵记忆犹新的一点是,周作人这一时期购置的书画,多与“性”有关。有一篇日记中提到他买到了一幅《宋太宗强幸小周后图》,实际上是一幅工笔精绘的春宫图,画四个宫女捉住小周后的手足,宋太宗襆头纱袍,站在小周后身前。这则日记一反过去流水账式的记法,周作人细写了许多李后主与小周后偷情,以及入汴后小周后每次逢召入宋宫,出必唾后主之面的故事。周黎庵以为,周作人自是研究性心理的专家,在这幅春宫图中,“性”指代的是“一旦归为臣虏”的伦理困境。

鲁迅的二弟周作人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家。抗战期间变节投敌,成为著名的文化汉奸。那么,这样一个文化扛鼎人物,为什么会当汉奸昵?其中有何隐情?
周作人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多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一部分南迁大后方。多数教职员随校离平,周作人以系累太多留在北平,拟以卖文为生。北大校长蒋梦麟委任他留守北大,保管校产及图书,由校方每月寄生活津贴费五十元。
9月26日,周作人在给《宇宙风》主编陶亢德复信中谈到他当时的情形:现只以北京大学教授资格蛰居而已,别无一事也,请勿视留平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各位关心我们的人。表达了他自甘清贫,不为五斗米而向日军低头的决心。
1937年12月,北平成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周作人的浙江同乡汤尔和出任伪教育部总长。他竭力拉拢周作人出山,但为周所拒绝。为了维持全家生活似颇窘的困局,周作人一面翻译希腊神话,每月交二万字,给费二百;又执教於私立燕京大学,月薪一百元。
1938年4月9日,日本方面在北平召开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不知出於何种目的,周作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发表了亲日的讲话。消息传出,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立即通电全国文化界,指出:周作人、钱稻荪及其他参加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诸汉奸,应即驱逐出我文化界以外,藉示精神制裁。茅盾、郁达夫、老舍、胡适、丁玲、夏衍等十八位作家也在《抗战文艺》上发表了《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指出:惊悉先生竟参加敌寇在平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照片分明,言论俱在,当非虚构。先生此举,实系背叛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不以此为耻。先生在中国文艺界曾有相当的建树,身为国立大学教授,复备受国家社会之优遇尊崇,而甘冒此天下之大不韪,贻文化界以叛国媚敌之羞,我们虽欲格外爱护,其如大义所在,终不能因爱护而即昧却天良。我们觉得先生此种行为或非出於偶然,先生年来对中华民族的轻视与悲观,实为弃此就彼、认敌为友的基本原因;希能幡然悔悟,急速离平,向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
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其八道湾家中,被一个戴了口罩,戴了帽子,自称是天津中日学院的青年学生开了一枪,子弹为上衣纽扣所阻,皮肤擦伤,未中要害,但其车夫为救主而亡。周作人大为惊慌,虽然没有被损害着,警察局却派了三名侦缉队员来住家里,外出也总跟着一个人,所以连出门的自由也没有了。周作人后来承认,刺杀事件成为他落水的一个重要原因。
刺杀的原因有两种可能,一是爱国学生恨周作人落水,对其采取的警告手段;另就是日本人见其时时不肯加入而进行的威胁行动。十多天后,周作人出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之职,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1939年8月,周出任伪北大教授兼该伪校文学院院长;9月3日,参加东亚文化协会文学部会议,成为东亚文化协会成员;1941年1月,周作人升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兼伪教育总署督办,并以督办身份出访日本;1942年4月,出任伪北平图书馆馆长。5月,为庆祝伪满洲帝国十周年纪念,随同汪精卫赴满访问,在新京同汪精卫拜会伪满洲国傀儡政府主席溥仪。同月,前往南京,参加汪精卫六十大寿的庆祝活动。9月,伪华北作家协会成立,周作人任评议会主席。总之,他的头上顶了一系列文化汉奸的帽子。
在敌伪期间,周作人写下了不少美化汉奸政权和侵略者,宣传东亚共荣的文章。他在1941年5月为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编的《日本的孔子圣朝》一书写序时说:中国为孔子故乡,其道当可重光。日本神国而能容孔子道德之教,庙貌俨然,则其影响亦颇深远。窃希望以此因缘,东亚得以保存其思想上之健全性,维持人道与和平,此盖不独为孔子之光而已。周作人还曾在日华协会成立会上发表谈话,称此次成立日华协会必能予两国亲善提携有所贡献;日华协会自将本诸大东亚宣言之旨趣,促进两国文化交流。1941年7月17日,周作人在北平伪中央广播电台以《治安强化运动与教育之关系》为题作了演讲,鼓吹治安强化运动是和平建国的基础,是华北反共最重要的工作,为汪伪政权开展治安强化运动大唱赞歌。
日本侵略者称赞周作人:近常来日,努力於日华文化之沟通,实可称日华文化上不可缺少之大关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国民政府开展了肃奸运动,军统局奉命逮捕汉奸。12月5日,在军统局长戴笠的部署下,在北平东城北兵马司汪时璟家中,用宴客方式将华北特任级汉奸予以逮捕,并即刻解往炮局监狱,周作人亦在此列。抗日战争结束后,周作人被带进法庭
1946年5月26日,周作人被押解到南京。6月17日,南京高等法院检察官以汉奸罪对周作人提起公诉。11月16日,高等法院以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夺公权十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没收。判决书在认定周作人犯罪事实和判决理由后指出:被告在各大学执教历有年所,我国人受其熏陶者不知凡几;又有相当学识,过去着作不少,我国人对其景慕者亦不知凡几。居领导民众之地位,负最高学府教育之重任,宜如何抱大无畏之精神,坚持到底,保全名节,以扶民族之正气。乃竟意志薄弱,一经遇刺,即变节附逆,覥颜事敌,只图个人偷生苟安,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不能不负刑事上之责任。
周作人在受审和亲笔所具的自白书中,对历任本兼各伪职皆供承不讳,但对法官的起诉和法院的判决很不服气,除一再上书法院为自己辩解,希望法院赐明鉴,宣布无罪外,还搜集有利於他的证据,以达到免刑或减刑的目的。
周作人在法庭上和辩诉状中为自己的辩解说,自己在伪职期间因违抗敌寇政策,险遭敌宪兵队逮捕;虽在伪组织服务,但自始至终洁身自好,迹无贪污,行无恶据,亦无反抗本国之图谋,合於蒋介石对伪职人员只问行为,不问职守的明训;自己在伪职期间的所作所为,要麽有利於抗战,要麽是不得已而为之。故不承认有汉奸罪。
此间,有北大校长胡适、蒋梦麟等一批名人替周作人说话,或证明他是奉前北大蒋校长之命共同留平,保管校产的;或说明他在伪职期间保全了北大等校的图书仪器,使北大文化机关各种设备有增无减;说他曾发表论文论中国的中心思想问题,是有利於中华民族的言论,以至被日本一个军国主义文人斥为特殊之文学敌人、反动老作家;或称他曾营救和掩护过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及教育工作人员许多人,等等。
周作人在高等法院判决后,向最高法院递呈申请状,表示并未负原判决所谓‘抱大无畏之精神,坚持到底,保全名节,以扶民族之正气’之深期厚望。虽任伪职,并无罪行,既非通谋敌国,亦未反抗本国,在法律上自不应负汉奸罪责。即退一万步言,原判对所举有利抗战之事实,即予采信,适用减刑之规定,而对於六十三岁投老残年之被告,减处徒刑十四年,似与无期徒刑无可差异,量刑未免过重,画饼岂能充饥,故对法院判决实难甘服。
最高法院受理了周作人汉奸案,认定周作人应负汉奸罪责自无疑义。法庭对周作人为自己辩解的种种理由一一进行了反驳,调查证明,周作人在伪职任内聘用日本人为教授,改编我国教科书,推行奴化教育等均有充分表现,有言论、有行动可证。而对於周作人所着之《中国的思想问题》,虽难证明为贡献敌人统治我国之意见,亦系代表在敌人压迫下伪政府所发之呼声,自不因日本文学报国会代表片冈铁兵之反对,而解免其通敌叛国的罪责。法庭认为原审以被告在伪职期内保存校产、图书及营救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经多方证明属实,已作了减轻判处,与《处理汉奸条例》有关规定相当,并无不合。
只是被告虽意志薄弱,变节附逆,但其所担任之伪职偏重於文化方面,究无重大恶行。所以最高法院於1947年12月19日对周作人汉奸一案进行了复判,改判其有期徒刑十年。
周作人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一直到1949年1月才被保释出来,回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给他改造自新的机会。他一直住在北京八道湾老家,译书着文为生。1967年5月7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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