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步入现代社会,宗教及宗教政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缺乏现代性宗教政策的国家社会很难跻身现代社会之林。从大的历史视野看,民国期间的宗教政策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然而,这个问题一直是中国学者研究的一个盲区。马莉博士的《现代性视阈下民国政府宗教政策研究》一书于2010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正是对民国政府宗教政策进行系统回顾和研究的专著,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个盲区。该书从现代性视野对民国政府的宗教政策进行回顾和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文章以青海地区信教群众较多、影响广泛的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为研究对象
,简要地探讨了宗教文化对信教群众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礼仪习俗等方面的影响

  作者在广泛吸收前哲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厘清并展现了民国政府宗教政策的基本线索,对民国时期各个历史阶段及各种宗教政策作了较为深入的阐释,指出民国政府宗教政策对以往宗教政策的发展创新及历史地位。同时,从现代性的视角出发,作者对民国时期各阶段和各宗教政策的特点及其所显现的社会作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该书涉及的时间跨度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对民国中央政府的宗教政策及部分地方政府的宗教措施,都力图涉及,虽不能面面俱到,但影响较大、代表性较强的宗教政策、措施均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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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以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依历史本来的面貌论述历史问题,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历史现实来观察和评价民国政府宗教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注意把历史与逻辑相结合,叙事与思辨相结合,在现代性视阈下对民国政府的宗教政策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和分析。该书主要包括导论、民国政府关于佛教道教的政策、关于伊斯兰教的政策、关于基督教的政策、关于民间宗教的政策以及思考与建议等六章内容。第一章从总体上介绍了研究现状、选题意义以及民国政府宗教政策的背景等问题,并对宗教政策问题所涉及的宗教、政治、民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等多个领域进行基础研究,为系统全面地分析和研究民国政府的宗教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二、三、四、五章是关于民国政府对各宗教(佛教与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民间宗教)政策的具体介绍和分析。在对民国政府的佛教与道教政策、伊斯兰教政策、基督教政策、民间宗教政策的介绍和分析中,作者还对当时直接影响相关政策的社会问题以背景的形式作了相应阐述,以求从当时社会现实与宗教的互动中挖掘民国政府宗教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深层原因。在上述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作者在每章最后以小结的形式对民国政府宗教政策从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角度进行了简要概括;第六章是作者的思考与建议,一方面,作者从整体上对民国政府宗教政策的特点及经验教训进行了概括,指出在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民国政府的宗教政策既具有现代民主性又具有封建落后性,既具有创新性又具有继承性,既体现了明显的政治统治功能也显示了其政治管理功能;另一方面,作者又阐述了该研究的现代启示和建议,指出政府维持其长久统治的基础是能否有效实施其政治管理功能,有关宗教方面政策的制定必须广泛征求信教群众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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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该书的内容和写作来看,其在如下方面有所创新。其一,该书对民国政府的宗教政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填补了系统研究该领域的空白。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转型期之一,也是现代性在中国发生、展开的重要历史时期。对于依然处于现代性发展过程之中的当代中国而言,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其二,该书重视从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这两个政治基本功能的基础,分析民国政府宗教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分析较为客观、全面。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人们在提到政治时往往只想到阶级剥削和压迫(政治统治功能的重要体现),而忽视政治管理功能的存在和作用。这种情况对于分析和认识阶级社会形态下的宗教政策问题往往会失之偏颇。作者在书中从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两个方面对民国政府的宗教政策进行了分析,从而比较全面、客观地分析了民国政府宗教政策的是非得失。其三,该书注重从宗教与社会的互动中来观察和评价宗教政策的制订及实施,用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方法,在现代性的高度上,系统、全面地审视了民国政府宗教政策这一历史课题,为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提供了一定借鉴。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些研究给人以重要启迪,具有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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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根本上讲,该书在对民国政府宗教政策的梳理和分析中,现代性渗透分析的高度还需要深入提高,对仍处于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中国如何实现宗教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共处,还缺乏更深入的思考和探索。这一问题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文章以青海地区信教群众较多、影响广泛的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为研究对象
,简要地探讨了宗教文化对信教群众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礼仪习俗等方面的影响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政管学院)

宗教文化; 信教群众; 社会生活;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也是一个多种宗教共存的地区,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据1996年统计,全省有信教群众228.6万人,占总人口的47.5%。在6个世居民族中,藏族、土族、蒙古族和一部分汉族信仰藏传佛教,回族和撒拉族信仰伊斯兰教,汉族中的一部分分别信仰汉传佛教、道教、天主教和基督教。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在青海流传的历史较长,信教群众较多,影响广泛,并有着浓厚的地方色彩和深厚的社会基础。基于此,本文主要以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为研究对象,根据历史资料记载,结合实地调查,通过分析整理,探讨宗教文化对青海地区信教群众社会生活的影响。

一、宗教与政治生活

宗教既是一种世界观,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又是一种有组织的社会力量。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宗教都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同为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宗教的本质与政治的本质有着内在的联系。历史上,宗教曾为政治服务。这时,宗教的教义就具有了法律效力。政治通过宗教来巩固其统治;同时,政治也成为宗教发展壮大的有力武器。宗教依靠政治来发展自己的势力,宣传自己的学说。以藏传佛教为例,历史上曾对当地政治生活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从元朝起,整个藏区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治理之下,萨迦派的八思巴成为西藏地区的政教首领,开始了“政教合一”统治。同时,噶玛、直贡、蔡巴等噶举派亦备受尊崇。明、清两朝,仍袭元制,利用藏传佛教各派的宗教力量来加强对西藏的统治。随着格鲁派的兴起、强盛,清乾隆年间,针对西藏长期以来各种政治势力角逐最高权力引起的社会动荡及格鲁派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的情况,进一步提高了达赖喇嘛的地位,成立噶厦地方政府,在西藏确立了格鲁派“政教合一”的统治。这种把宗教和政治的最高权力集于一身的现象,标志着藏传佛教登峰造极的地步。在青海藏区曾有过局部区域性的“政教合一”统治,隆务寺等部分寺院,不仅参与政治,干预政治,而且对政治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土族、蒙古族地区,藏传佛教也同样与世俗政治势力有过相当紧密的联系。

民主改革后,废除了宗教上层及其他农奴主的政治特权。但40多年来,流亡在外的十四世达赖集团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而利用藏传佛教进行分裂祖国的图谋。因此,我们必须着眼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严防境内外分裂主义分子利用宗教进行政治渗透,搞分裂民族、分裂祖国的破坏活动。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依附于中国传统文化,仅作为一种纯粹的宗教信仰体系而存在。这样,信教群众的基本政治倾向是维护宗教信仰自主权利与民族平等地位。当他的自主权利受到保护时,往往与国家政治呈协调发展局面;当这种正当的权利受到歧视压制时,捍卫伊斯兰教便成为信教群众反压迫斗争的基本起因和目的。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初期,它既不向外族人传教,也不与儒家文化发生联系,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穆斯林可按伊斯兰教规处理内部事务。到了明代,取消了穆斯林的司法自治权,限制包括穆斯林在内的色目人之间相互嫁娶,强迫同化于汉族,限制并歧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在这种形势下,伊斯兰教内一些对中国与阿拉伯文化均有研究的宗教学者和传教人通过汉译著述的方式,大量接受了儒家政治思想,努力与封建专制制度保持一致,论证伊斯兰教与儒家政治文化的一致性。清代中后期,清政府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采取歧视压制的政策,从而使内部宗教争斗发展为大规模的反清斗争。进入20世纪以来,伊斯兰教的主要政治主张是既保持伊期兰教义的纯洁性,又使之与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相协调。总之,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在青海传播发展的历史表明,宗教文化与信教群众的政治活动和政治观念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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